人类一经成为不同于动物的“人”，便落入“人的能够”与“人的应当”这个两难处境之中。人的能够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人的应当是为了解决人与他人相处的公共关系问题。

　　人的生存与发展最初围绕着人对自然的征服而设问与解答，人的公共关系最初围绕着血缘性协作以增强人的能够而设问与解答。可是，随着人类群居性共同体规模的无度扩大，血缘性的人际公共关系纽带最终被崩断了，于是人的组织化创造被引入人际公共关系之中，“暴力”和“奴役”随即成为人际公共关系的衍生物，对人类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死亡与自由威胁，人类历史中令人心悸的帝国征战之血雨腥风时代来临，即人对人造成的胁迫超过了自然对人的胁迫。

　　因此，“人的应当”作为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被提升为人类思考的首要问题，由此诱发了人类的哲学与神学反思，即人应当怎样处理自己的生命才是正当的？人应当怎样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才是正当的？于是理性、善与和谐有序地处置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成为人类的“应当”，在东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大反思中被呼唤出来作答。

　　可是为什么人会需要在生命的处置中引入与他者关系之善与和谐的“人的应当”呢？这种饱含善与有序的“人的应当”源于何处呢？哲学的理性思辨因其逻辑的有限性而走到了尽头无法作答，于是神学登台，通过激情的信仰回答了这个哲学理性无法作答的“人的应当”问题，即这种饱含“善”与“和谐有序”的人的应当，源自基于人类信心的超自然超人类之神灵力量的创造。因此，人的应当不仅包含着人类的公共精神理想，而且包含着神灵对任何个人来源与去向的时间性定义与期盼。

　　总之，基于“善”与社会“和谐有序”为特征的“人的应当”，取得了神圣的属性与品格，从而使我们人类的生命获得了非凡的意义与尊严。并且因之使社会即人与人生命之间的独立、自由、平等、公平、公正与公义，获得了与自然同源性的神圣性基础，从而值得我们去捍卫并为之牺牲。

　　3000多年前由希伯来先知撒母耳发起的靠耶和华唯一人格神信仰所呼召并联接的士师组织，以及之后希伯来犹太千年历史中由以利亚、以利沙、阿摩司、何西阿、西番雅、耶利米、以赛亚、弥迦、以西结、哈该、撒迦利亚、但以理等应上帝呼召所发起的士师组织，可以说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以信仰为原动力所推动的公益组织和公益行动。中国2500多年前孔丘所创办的推广恢复周礼的学校，2400多年前墨翟所创办的维护基于人的平等的“博爱与非攻”之“天志”的墨家组织，古希腊2300多年前由哲学家柏拉图创办的研究哲学的“柏拉图学园”以及之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哲学漫步学园”，都可以视作人类第一轴心时代较早的公益组织。

　　说它们是公益组织，首先是因为这些组织不是靠政府利用公共税收来组织和维系的，而是通过民间组织形式并基于个人在财富或时间上的志愿捐赠来维系的；其次是因为这些组织都不是以私人的财富创造或私人利益追求为宗旨，而是以公共精神的倡导或公共秩序的维护为宗旨；最后，其内在的深层驱动力都是哲学的思考和信仰。凭借着信仰的驱动力量，他们才创造了那个时代人类公共精神之公益辉煌。

　　从公元1世纪开始直至英国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即工业化文明之前，西方基督教信仰催生下的公益慈善运动书写了人类公益精神具象化的不朽篇章。基督教从一开始就怀着完全的悲悯，坚决与罗马人那种超级实用主义的“抛弃病人、残障者和传染病人于街头路旁”，对生命特别是下层劳动者生命的轻蔑态度彻底决裂，效法基督去陪伴和医护贫穷病人、残障病人乃至传染病人，从而形成了针对这些病人的“救济院”组织。这种“救济院”式的公益行动，如“粥棚”，在佛教传统中亦有发生。

　　但真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医院是369年、375年、390年和398年分别由基督教主教圣巴西尔和捐款者在罗马相继建造的。到6世纪，建立不同水平的医院以帮助病患，实行临终关怀，已经成为修道院的一个重要工作。到16世纪，仅本尼迪克会就有3.7万家修道院在做医治和照料病人的公益活动。至于盈利性医院的诞生和流行，已经是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产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