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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春:突破传统的环保模式
 
  向春: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理事长、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理事长

  资助名单揭晓前,向春从自己的位置上起身离开去了洗手间。他是首届“爱佑创新公益领袖”个人资助项目的十位候选人之一,但他在潜意识里不认为,最终能获得那100万资助的人是他。

  “我从事这个行业(公益环保)十年来,从来没得过任何奖。今天,爱佑给我颁了人生中第一个‘奖’。”站在舞台中央,接受台下的掌声时,向春语调哽咽。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给向春这个荣誉,可能他做一辈子都没有人知道他做的贡献。”爱佑公益创投的工作人员亦激动不已。

  捅破“华北渗坑”的窗户纸

  向春不止一次捅破过环保领域的“窗户纸”。2014年,他给环保部寄了一封16页的信,举报环保系统存在将“环境评价资质”租借给环评机构以牟取利益的现象。三年之后,他和他所在的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简称“两江环保”)将“华北渗坑”的事实公诸于众。

  渗坑是一种低成本的污水处理方式,只需在地上挖一个大坑或打一口井,将污水注入其中,等待土壤中的微生物过滤和降解污染物即可,因此,不乏企业通过渗坑方式排放工业污水。如果污水在排放前未经净化预处理,大量污水的排放将远远超出土壤的降解能力,造成严重的水污染,安全隐患极大。

  “渗坑在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并非是很难见到的现象。”为什么是两江环保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向春也感到无奈,“整个华北地区,可能像这样的渗坑几十、上百个都找得出来,只不过这一次的比较大,又碰巧被我们遇上了。”

  3月21日,两江环保在对滹沱河河北流域的水环境进行调查时,偶然发现了那个面积达17万平米的巨型渗坑。

  “去滹沱河做现场调查前,我们先做了基本的桌面调查,发现一大片离(滹沱)河大约两三公里,呈红色的水域。当时我们猜想有可能是光线的原因,但也怀疑它存在污染的可能,所以在进行完滹沱河流域的调查后,我们就赶到现场去看,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我们用无人机拍摄的图片。”

  两天后,向春乘高铁到北京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一个临时会议,途经天津时,他再次发现了同样的状况,“于是又赶回去做了调查,进行了水样测试、废渣取样,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过了许久,等待无果,两江环保决定按照惯例,通过自己的渠道把相关消息和图片发出去,“没想到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关注”。

  “渗坑事件”大范围曝光当天,向春接到了相关部门的电话。对方表示,之前一直在做方案,处理渗坑的相关设备刚刚到位,第二天就会进场整治。

  “渗坑的存在对于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来说,并非什么新闻,他们是知晓这些问题存在的。早在今年二、三月份,我们在做滹沱河中游石家庄那一段的调查时,就发现当地一些皮革厂形成了很多渗坑,也为此向河北环保厅举报过多次。”向春认为,“这次发现了这么大的渗坑,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它的存量太多了。”

  不回头的环保路

  “华北渗坑”的曝光,使向春和两江环保进入公众视野。事实上,两江环保已在环保领域潜心耕耘了多年,举报“华北渗坑”,不过是其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但这个缩影对于向春来说,仍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他的父母通过这件事,终于弄明白儿子究竟在做什么事了。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们只隐约知道向春是做环保的,至于用什么方法做、又做过些什么,他们既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自从向春自作主张从大学退学投身环保的那一天起,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他们就再也没搞清楚,向春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大学一年级加入环保社团后,向春的人生目标开始变得清晰。“参与的环保工作越多,我对自己未来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的认识就越清楚。”基于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在不在学校待着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使离开了,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损失。“大约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创立环保机构的想法。”

  大二结束后,向春退学,准备在环保领域大展拳脚。但一番折腾下来,他发觉现实远没有想象中容易。他不但没闯出什么名堂,甚至连个像样的工作也没有—彼时,国内对于环保的认识,远不及今天这般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一年的时光转眼即逝,父母终于忍不住出手干涉,大手一挥,将向春送去参军。他们大约希望部队生活能消除掉儿子不切实际的想法,做一个循规蹈矩的“正常人”。但是,两年的部队历练,非但没让向春改弦更张,反而更加坚定了其做环保的信念。

  从部队退役后,向春连家都没回,直接去了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简称“绿联会”)报到。“我在绿联会积累了很多经验,也学到了很多,如果不是因为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可能我今天还在那里工作。”

  2010年,在绿联会工作了近5年后,向春从那里离开,创立了属于他的环保机构: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他决心致力于工业污染防治,从源头和末端两个层面同时入手,达到削减污染的目标。7年下来,两江环保调查的涉嫌环境风险的企业,已近万家。

  “这是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我们到底调查了多少家企业,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数字给你。”向春告诉《中国慈善家》,“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每年调查两、三百家;然后发展到五、六百家;这两年,我们每年调查的企业都在上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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