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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激励与引导绿色金融体系发展
 
在2017(第八届)清洁发展国际融资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就如何发展绿色金融发表了主题演讲,他指出:“绿色金融体系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是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与融资可获得性,也就是让绿色项目转型,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第二是降低污染性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与融资可获得性,就是让污染性的项目赚不到钱,资金就可以退出。第三是强化企业和消费者的绿色偏好。”他说

解决环境污染须将三大经济结构改变为清洁产业结构

2013年全世界主要城市的PM2.5的数据资料显示,指标最高的是印度的新德里155,第二就是中国的石家庄150,之后是北京,绝大部分中国城市都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第二阶段标准,在中国,好一点的城市是海口28。发达国家的最终标准是10,只有悉尼达到了这个标准。

 北大的陈玉宇、清华的李宏彬等人曾调查,淮北以北居民因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使人均预期寿命缩短5.5年。土壤污染更为严重,中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和江河水,其中水质污染超标的水源占75%,全国耕种土地面积19%以上污染超标。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

我们越来越关注全球气候趋势,气候变暖有很多后果,其中一项是,据科学家预测,按照现在气候变暖的速度,到2060年以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干旱现象,严重的干旱可能导致1/3的动植物灭绝,这将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如何解决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问题,很多人从环境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应该进行后端治理,要想办法设计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排放,要减少烧油排放。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排放?能不能不排放?这就涉及到经济结构的问题。中国严重的污染和二氧化碳排放,跟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这三大经济结构有关系。第一是产业结构,中国重工业占比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最高,而且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九倍。第二是能源结构,中国的常规煤炭能源消费比例为67%,而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比重的1/3~1/4。第三是交通结构,地铁出行仅占中国城市出行比例的7%,而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地铁出行比例则高达70%。给定同样运输量,私家车产生的污染是地铁的10倍。若将这三大经济结构改变成清洁产业结构、清洁能源结构和清洁交通结构,污染会大幅下降。

为什么要投资污染型项目?因为污染型项目赚钱,绿色清洁的项目不赚钱。因此,要改变激励机制。污染型的产业结构源于污染型的投资结构,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缺乏鼓励绿色投资的激励机制,目前的市场信号不鼓励绿色投资,而过度鼓励投资于污染型项目。理论上讲,很重要的原因是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据估计,中国未来需要每年三至四万亿的绿色投资,投资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和绿色建筑领域。但是,在全部绿色投资中,预计政府出资的只能占10%~15%,其余的85%~90%需要民间出资。要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来激励和引导大量社会资金进入绿色产业,中共中央国务院2015年9月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战略及顶层设计。

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及十个热点领域

绿色金融体系要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是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与融资可获得性,也就是让绿色项目转型,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第二是降低污染性项目的投资回报率与融资可获得性,就是让污染性的项目赚不到钱,资金就可以退出。第三是强化企业和消费者的绿色偏好。

2016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牵头七部委发布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其核心内容包括:

第一是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绿色投资不仅需要债权融资,同时也需要股权融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级的绿色发展基金,同时推动地方政府出资的绿色发展基金,也要鼓励民间和外资基金。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已经有十几个省、自治区建立了20多个政府背景的绿色基金,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绿色基金。

第二是为绿色信贷创造更多的激励机制。过去也有绿色信贷这个概念,但是过了很多年,基本上是统计的概念,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未来要用贴息、担保、再贷款支持绿色信贷。举个例子,如果绿色信贷地方政府拿出一笔钱,补贴3%的利息,成本就会下降。由于贴息了,信贷项目就成立了,就撬动了更大的资本金。美国能源部发起的对新能源项目的担保机制,用八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撬动了300亿美元的绿色贷款,成功地推动了核电、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IFC的中国节能减排融资支持了170多个项目,损失率仅仅为0.3%。还有一个是专业的再贷款,研究将评级达标的绿色信贷资产纳入到货币政策操作合格质押品范围。

第三是支持金融机构开展环境压力测试。环境压力测试是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多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配置的有效方法。英格兰银行的研究表明,气候变暖会使财产险标的遭受损失的概率提高;使保险公司所投资的一些资产的价值下跌。中国工商银行开展的环境压力测试表明,环境高风险行业的贷款不良率会上升。这种压力测试可以改变银行内部信贷政策,达到抑制污染性贷款,支持绿色贷款的效果。

第四是用绿色债券为中长期绿色项目融资。从国际上来讲,2006年就有第一支绿色债券,但是总量很小。到2015年,全球发行的绿色债券为400亿美元。2016年有了巨大的跳跃式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在2015年年底发布了几个文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绿色金融的公告,还有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的绿色债的界定标准。这两项开启了中国的绿色债券,使得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未来成长潜力十分巨大。而且,更多的机构也在创新债券,像中国银行在伦敦发行了绿色资产担保债券,中国农业银行发绿色ABS,还准备给中小企业发行绿色集合债等。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发布的《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包括六大类31小类,符合这个目录就可以发行。2016年发行了包括水电、风能、地铁、金融等40多个绿色债券项目。

第五是关于绿色指数与相关产品。这可以引导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绿色企业,以降低其融资成本。应开发更多的绿色指数,推动机构投资者开展绿色指数的投资应用,鼓励资产管理机构开发多样化的绿色投资产品,包括公募基金、EFT、集合理财、专户理财等多种形式的绿色投资产品。截至2017年2月13日,中证指数公司已经开发了18个绿色股票指数,规模接近107亿人民币,中国国内已经有了七个绿色债券指数,这在全球是领先的。

第六是试点建立强制性环境责任险制度。绿色保险可以将未来污染成本显性化,进行即时赔付,还可以起到第三方监督的作用。过去每年都有几百起环境引发的事故,很多肇事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出了事故以后找不着人,没有人赔付环境的成本。在国外用的是市场机制,在法律比较健全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愿意提供环境责任保险,企业就愿意买这个保险,知道这个有风险,一旦发生事故,买了保险后会有保险公司来负责。中国也在一些地方试点,但是有些地方的情况是发生了事故后跑路。在中国的国情下,必须要推动强制性的环境责任保险。有立法权的地方可以通过地方立法试点,在采矿、冶炼、化工、皮革、危险品运输等高风险行业建立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

第七是推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环境信息披露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有助于让市场用脚投票,激励环境表现好的企业,惩罚环境表现差的企业。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不足,主要是因为缺乏强制性,目前只有20%多的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未来要建立强制性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制度。强制披露要求将从重点排放企业开始,逐步扩大到其他企业的披露。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已经启动了一个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试点项目,希望在自愿的基础上有一批上市公司愿意参加试点。

第八是发展碳金融和环境权益交易。2017年底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碳期货、碳期权、碳掉期、碳基金、碳债券、碳租赁等碳金融产品将得到发展。排放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环境权益可作为抵押质押获得融资。

第九是开展绿色金融地方试点。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五省(区)选择部分地方,建立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各地方都有其特色内容:浙江是绿色金融支持传统化工行业改造,广东是成立新能源汽车金融公司,新疆是创新风电保险,贵州是创新绿色惠农信贷产品,江西是创新支持节能减排融资模式和财政风险缓释基金。

第十是开展国际金融领域的绿色合作,吸引绿色外资。中国将绿色金融纳入G20议题,发起成立了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推动了绿色金融全球共识;中英合作推动中国金融和企业到伦敦发行绿色债券;中美合作设立合资绿色基金;中卢合作在卢森堡挂牌绿色产品;以及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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