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韩国在2007年制定了《社会企业育成法》，成为第一个颁布社会企业相关法律的亚洲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可以借鉴哪些韩国社会企业发展的经验呢？

　　金仁仙：韩国政府在韩国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中国现阶段还是大家来“设计”社会企业，但想要得到有效发展，最终还是需要政府层面的支持。

　　北京在2014年从政府层面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企业”这个概念，这是政府意识到社会企业发展重要性的表现，除北京外，广东等省也在积极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只是到现在政府还没有相关政策推出。基金会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作用匪浅，我相信民间力量会给政府一些有力的推动。

　　因为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不同，社会企业在每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不同，其本身也没有一个明确定义，有的时候比较混乱，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政府层面来定义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它们可以享受怎样的优惠政策，具体的标准要看每个国家的国情。

　　最近，我在参与中国社会企业认证制度的研究项目，在研究过程中，我非常想对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要注意韩国《社会企业育成法》推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要客观看待这部法的局限性。

　　《中国慈善家》：这部法具体来说有哪些局限？

　　金仁仙：2015年我发表了一篇论文，梳理韩国社会企业发展的经验。但那篇论文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已经不那么新鲜了，因此今年我又新发一篇论文，同样是针对韩国社会企业的分析，但两篇论文的观点不同，后一篇是相对严格的“批判”。  

　　韩国因为社会企业的发展被广泛关注，但很多地方还存在不足。2007年韩国戴上了“亚洲唯一”这个帽子，但当时韩国政府出台的社会企业相关政策，其实是把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移植到金融危机期间出台的政策上，这个政策在当时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韩国国内失业问题。

　　《社会企业育成法》颁布后，虽然社会企业在数量上增长非常快，但大部分社会企业还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另外，只有获得政府认证的企业才能使用“社会企业”这几个字，不然就是违法的，因而很多更有潜力、规模相对较小的创新企业就被忽略掉了。再有，《社会企业育成法》只针对韩国本国，所以在社会企业国际化方面也有很多局限。

　　《社会企业育成法》的主要目标为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当时很自然地由韩国劳动部主管，而非中央政府。后来其他的政府部门也把社会企业相关的框架拿过来用，每个部门都出了一个“育成法”，这就导致管理方面的混乱，企业也搞不清楚到底自己属于哪个部门主管，能够享受哪个部门的优惠政策。

　　《中国慈善家》：这一混乱状况现在得到改善了吗？

　　金仁仙：现在韩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准备可以应对社会企业发展现状的《社会经济基本法》。这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一个法律，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会避免出现上面提到的管理混乱等问题。

　　现在，韩国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支持从直接慢慢向间接转变，比如通过金融机构对接资讯、人才等，不断开发间接性支持的办法，使之更加多元化，规模也越来越大，且更加注重创新的模式，培养创新的企业类型，鼓励青年人进行创新创业比赛。

　　关于韩国社会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韩国和日本的交流更多一些，日本是2014年开始着手厘清相关法律的，但可能因为某些不可控因素，最终没能落实下去。

　　《中国慈善家》：近些年，日本将社会企业发展视为解决现有体制弊病、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提升社会创新能力的主要方案，其发展历程对中国有哪些启示？

　　金仁仙：对比中日韩三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最不火的是日本，但是每个层面做得好的也是日本。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在日本并没有那么流行，但日本的企业家精神是很让人钦佩的，他们不需要“企业社会责任”这几个字，换句话说，日本企业在做的事，已经包含了企业社会责任，不需要去刻意分离。

　　中国企业非常需要社会责任这种价值观，企业在经济方面的竞争力已经足够了，但真正的竞争力在哪里呢，还要去挖掘这个点。今年我带团队做的社会实践主题就是创新创意这个领域，以前创业者多关注商业模式以及如何找到投资者，现在则更强调企业的价值观是怎样的，为了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社会效益应该怎样去发展。我希望让学生们对企业进行判断、分析，帮助他们学习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日本社会企业发展目前的一个问题是，公益的概念在日本太深入人心，很多人只有做公益的意识，却不了解社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区分。很多年轻人认为社会企业跟非营利组织没什么不同，自己进入社会企业也不会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中国慈善家》： 这么说来，日本社会企业的发展与公众意识紧密相关。

　　金仁仙：对。日本很多社会企业缺乏盈利模式，从某种程度上看，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延续。日本政府希望更多非营利组织发展成社会企业，因为这样更高效。

　　日本政府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评估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就像我刚才所说，影响力投资也好，社会价值评估也好，主体都是社会企业，但社会企业的概念在日本还处于过渡阶段。2015年日本才从政府层面明确提出“社会企业”这几个字，区别于以前相对含糊的表达，比如事业化NPO等。日本社会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有多少非营利组织能进入到社会企业领域中去，找到创新模式，并规模化发展。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中日韩三国社会企业的发展空间？

　　金仁仙：日本和韩国的社会企业市场相对成熟，在框架里面想要有创新突破是相对困难的，而中国的市场空间很大。

　　《中国慈善家》：社会企业如何发现真正的竞争力呢？中国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区别于韩、日两个国家的阻碍是什么？

　　金仁仙：有些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不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企业，因为中国企业给人的印象是，普遍软实力也就是解决社会痛点问题这方面的能力较弱。我们必须把社会价值也就是企业的社会价值—真正的竞争力亮出来，而且要让企业每个员工都知道这个概念。

　　我自己是在教育领域培养未来的创业者或从业人员，但在中国，学界专门研究社会企业的人还是太少了，这方面的青年教师储备也不多。韩国的社会企业发展较早，社会企业家的培养比较普遍，高校都设有社会企业家培养课程或相关实践项目，研究社会企业的学者也比较多。但以前韩国强调的是体制下经济方面的效益，比如怎样通过经济渠道提升竞争力，现在大家开始更多关注社会效益。

　　今年6月，在第二届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上，我听到一个中国企业家发言，说之前并不清楚社会企业是什么，但在了解之后觉得自己算是社会企业家。这一类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只追求经济效益是不行的，在中国，这样的人有很多，但在创业之初就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企业家还是小部分。

　　如果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让社会责任成为一种习惯，那社会企业就成功了，就算没有“社会企业”这个帽子，每个企业都可以是社会企业，都会拥有真正的竞争力。

　　除了意识方面的加强，中国还需要一个清楚的社会价值衡量工具。当这个评估体系完善之后，一个创业者如果想知道他的企业能够创造多少社会效益，理想状况下，通过输入基本信息就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结果。在第二届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论坛上有基金会提到他们正在做影响力评估体系，这是目前紧要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