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卡梅伦提起“英国人民是时候选择是否脱离欧盟”时，他的议题主要还不是移民问题。他的议题是，英国不会支付因欧盟会计规则改变和英国经济增长势头超过预期而需要补交的21亿欧元的补充预算费用。在欧盟这会计规则的调整方案中，法国和德国将分别获得大约10亿欧元和8亿欧元“摊派”退款，这让英国更难忍受。它在欧盟中被边缘化的角色，酝酿着部分精英的退欧情绪。但事实上，因为英国没有加入欧元区，保留了货币政策的主权，英国的付出还是适度的。2011年，欧债危机蔓延，欧盟希望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深入一体化来应对债务危机。但在欧盟峰会上，英国否决了修改条约的提议。最后，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盟国家开始向财政联盟的方向迈进，英国自我孤立的状态更加突出。

　　随着时间推移，至距离英国脱欧公投不足一个月的时间，焦点的议题却转向了移民问题。英国保守党内，也是“脱欧派”阵营里两位重要人物——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和英国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要求首相卡梅伦控制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进入英国。他们表示，英国只有脱离欧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移民问题，因为目前对移民问题的控制权不掌握在英国政府手中，而是由欧盟决定。2015年，英国净移民人数增至33.3万，创下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位，其中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人数为18.4万。这一数字公布后，大大鼓励了英国民众的脱欧情绪。英式疑欧主义，延伸到了移民议题上。

　　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移民议题的原则非常明确。2014年11月，默克尔在会见卡梅伦时曾警告英国，她不会支持任何限制欧盟移民在英国居留和工作自由的提案。倘若英国卡梅伦坚持这一立场，并以退出欧盟作为要挟，她将宁愿英国退欧，也要捍卫移民政策。欧盟的《罗马条约》作为奠定欧盟的基础条约，其核心精神之一就是“迁徙自由”，保障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在欧盟任何一个成员国内迁徙、生活和工作的自由。但由于受到国内右翼保守党派和反欧盟党派的压力，卡梅伦不断表态可能会推进一些限制欧盟内自由移民的措施。2015年初，默克尔出访英国。尽管官方的说法称，她此行是为今年6月在德国召开的“G7峰会”预热，但不少分析认为，她访问的重点在于，在可能导致英国“脱盟”的移民问题上与卡梅伦达成共识。英国大选在即，执政党保守党的支持率却一路下滑，迫于压力卡梅伦不得不在此时放手一搏，并借此机会向默克尔阐述有关欧盟的改革提案。但默克尔能和卡梅伦达成的共识相当有限。从那时起，柏林就已经开始考虑英国退出欧盟的可能性，德国不允许有人触及欧盟内部自由移民的基本原则。

　　但如果不是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移民可能还不会成为主导公众情绪的议题，英国退欧公投的结果可能也会有所不同。

2015年夏天，叙利亚战争促使成千上万的中东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涌入欧洲。面对自“二战”结束后欧洲的最大难民潮，默克尔没有下令勒紧边境管控，而是宣布接受80万难民，是2014年接收人数的4倍。但这时，她依据的还是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律依据。根据德国《基本法》第16a条“受政治迫害的人享有难民权”。而且，成为难民的前提是本国存在着政治迫害的威胁，如果一旦威胁解除，即原籍国家成为“安全的第三国”，接收难民的国家有权利把难民送回本国。根据《移民法》的规定，凡是通过“安全第三国”来到德国的人都不再有权申请避难，而德国的九个邻国按照法律都是“安全第三国”，这些“安全第三国”作为“难民缓冲区”使得德国在难民潮之前基本与难民绝缘。更重要的是《都柏林协议》的规定。“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内战以来，前往欧盟的各国难民人数急剧上升，首当其冲的希腊和意大利多次请求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出力出钱一起帮助解决接收难民的问题，默克尔的态度一直比较低调，都是按都柏林精神办。按照《都柏林协议》，难民在进入欧盟的第一个国家进行难民申请登记，该成员国负责对于难民身份的核实和甄别，难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想去的欧盟国家；德国警察只要搞清难民是从哪国入的欧盟，就可以将难民遣返回最初入境国。这意味着，德国周边邻居国家是抵挡北非和中东战乱难民潮流入德国的“天然屏障”。能合法入境欧盟申请避难的人数很少，绝大多数难民是属于“非法”入境。同时，在欧盟层面上，欧盟法律和《申根条约》并未禁止成员国关闭边境，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时，成员国有权利恢复本国的边境管制。

　　然而，2015年的8月24日，默克尔政府做出了此次危机中最重要的决定：宣布不再按照《都柏林规则》把入境的叙利亚籍避难申请者遣送至他们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此外，德国还撤销了所有驱逐叙利亚难民的决定。转折点与震惊世界的公众事件相关：一位三岁的叙利亚小难民死在海滩的照片铺天盖地地全世界传播。默克尔对难民的态度发生急转，敞开大门欢迎。瞬间，本来“非法”入境的难民变成了“合法”入境，在欧盟无异于一场安全地震。

　　两大因素驱动着默克尔对待难民的态度。第一个层面是情感的。过去70年间，包括默克尔在内的德国人，得到过很多陌生人施与的援手。“二战”后，德国昔日的敌国和美国等国，为德国重建贡献了大量财力物力。默克尔生长在东德，柏林墙轰然倒塌那年，西德邻居不计前嫌，接纳她们一家。她理解逃离战乱的难民感受，具有强烈的情感和道德动机。第二个动机才是理性的：对于制造业工业大国德国来说，接纳掌握技术、受过教育的难民，有利于拉动德国经济。分析者们认为，默克尔包容难民，与德国的人口、经济现状、德国历史和民族构成都有关系。德国出生率不足，到2080年，德国人口将从现在的8200万下降到6540万，而德国大企业则需要更多劳动力。根据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的统计，身处希腊的叙利亚难民，有高达40%的人受过大学教育，他们中有很多人会说英语；这些历尽苦难踏上欧洲大陆的叙利亚难民，也有过人的勇气和适应能力。相信“美国梦”的默克尔认为，德国将给予这些“新来者”新生。

　　但这个决定引起了长远的政治后果，使欧洲分化出矛盾。前总理施罗德曾有一次评价默克尔：“有心，但是没有计划。”在需要把握和回应公众情绪的决策上，默克尔有时有一种不计后果的果断决策力。德国政治向来理性，程序也很繁复，但往往是一些非理性的情感因素主宰着它的关键历史时刻。柏林墙的倒塌、福岛事件后关闭所有德国核电厂，都是这样的“情绪”时刻。面对移民危机，英国这时的表现也逐渐积极。随着对英国保守态度的立场批评声音越来越多，原本强硬的卡梅伦也开始松动，有意向愿意再接收几千名难民。不管是官员还是平民，当时整个欧洲的风向都在变。欧洲各地涌现出大量志愿者组织，向难民提供食宿。官方被民众捐来大量食物、水、衣物、尿布所“淹没”，一些重要的火车站不得不告诉公众别再送东西。

　　2015年9月，默克尔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刊总编辑吉布斯写道：“默克尔比多数政治人物敢于向她的国家提出要求，她善用权宜之计，并在欠缺道德领导的形势中不断展现此种领导。”吉布斯指出，默克尔自2005上台领导德国，但外界一直低估了她的领导能力；欧洲面对三大危机，包括希腊债务、协助乌克兰抗衡俄罗斯及应付叙利亚难民潮，默克尔都站了出来，促成希腊同意接受严苛的救助贷款协议、德国接收难民，及在海外部署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时代》形容默克尔彰显人性、慷慨及宽容的价值观，展现德国可将强大国力用于拯救而非毁灭。

　　但是，事情慢慢地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开放与包容一方面使默克尔成为欧洲人道主义精神的象征，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欧洲极右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反弹。2015年，进入德国的难民越来越多，达到了110万。政府要为每位成年难民每月发放几百欧元的补贴，还要为他们提供临时居所，这些都需要花钱。更深层次的是文化融合问题，这些难民大多有伊斯兰宗教信仰，如果涌入更多的伊斯兰文化背景的难民，未来欧洲社会可能会出现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