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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泓：企业家，不能只“埋头拉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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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让全世界相信，资本流入中国后，能够与中国的制造业、科创企业有机结合起来。为此，我们还要培养更多既懂金融技术又懂金融监管的人才。
作为管理学者，汪泓曾长期在高校耕耘，后转战上海宝山区，十年间先后担任宝山区区长、区委书记。这样一位在学术界、政界以及商界都积累了一定声望的领导者，2020 年 9 月出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从地方主官到商学院院长
南风窗 ： 从 2011年到 2020 年，你在上海市宝山区先后担任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之后又回到教育行业，担任中欧院长。你是如何完成这种身份转换的？地方主官来做企业家教育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优势？
汪泓 ： 原来我长期就在大学任教，再后成为了教授，校长。到地方工作后，我获得了更多实践机会。学校的教授还要去外部了解各种案例，而我本身就置身于案例中，天然地与很多战略规划要素连接在一起，比如市场经济、区域发展、民生事业、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这让我能够做到知行合一。
所以说，这次来到中欧工作是一种回归，把理论上的研究、教学上的实践，以及管理岗位上的实践都结合起来。中欧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国际化商学院，也让我站在了更大的舞台之上，获得了更宽的视野，而且令我有了回归教育的幸福感。教授们的知识和分享，学生们的案例和经验，对我来说都是有效传播知识的过程。
南风窗 ： 担任院长两年来，对于教育以及企业治理，你是否有一些新的经验和感受？
汪泓 ： 中欧是一所欧盟和中国政府合办的中外合作学校。作为一个商学院，它的起点是比较高的。因此，它首先需要主动置身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随着新技术革命不断涌现，中欧要主动迎接新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除此之外，中欧的布局还要主动纳入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十大报告重申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从 2020 年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欧的战略要主动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
立足大的背景，中欧还要主动纳入全球对商学院的要求中，我们要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的商学院竞争。中欧在国内的三大校区正是对应着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这是中国经济总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服务地区经济战略是我们商学院的责任。
很自豪地说，中欧能够跻身世界一流方阵，在一众欧美体系的商学院中脱颖而出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要保持、占领好第一方阵，而深圳校区就是我们在第一方阵里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它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又具有核心引擎的功能与作用。中欧有这么好的全球资源，对中国商界高水准的人才培养一定会带来坚实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91 个国家，28000 余名校友，是中欧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帮助他们追求卓越就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要能够搭建一个给企业家学员终身学习的地方。而深圳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城市，我们要把这种活力带到全中国的企业家那里。
商学院教育已到变革时
南风窗 ： 近年来，社会上有种声音说传统商学院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存在鸿沟，你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汪泓 ： 时代变化得非常快，产业变革也非常快。当商学院的教育碰到一个伟大时代，的确需要变革，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许多经典的理论也不能直接来解决当今发展中的问题。
中欧最大的特点是在经典理论中有创新、有变化，所有的教授都在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地把实践应用到新经济理论模式的探索中，并在理论上论证它。
它首先需要主动置身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随着新技术革命不断涌现，中欧要主动迎接新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这个过程经历了从知识的传授到知识的创造，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经典知识结合中国企业家的实践来进行提升，这一点，中欧在全中国的商学院里是做得最好的。中欧已经逐步形成了 1500多个中国的案例，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同时，我们把近 1000 个西方的优秀案例输送到中国进行研究。所以我们把这称作“中国深度，全球广度”。
从具体的经验来看，中欧在这方面拥有“三段式”：一是经典的理论在此得到验证 ；二是案例的剖析，中欧构架了系统的案例体系 ；三是实境教育，在与优秀的中国企业、优秀国外企业交流过程中，我们的学生、教授能够与他们共享管理实践中的成果。理论板块、案例板块、实境教育板块，再加上新技术的应用，共同搭建了中欧比较完整的商科教育模式。
南风窗 ： 这几年中欧生源发生了哪些变化？
汪泓 ： 疫情暴发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申请人数并未下降。不过我发现中欧学生的平均年龄似乎提升了一些，好多人读了硕士、博士还选择重新回来学习。这种终身学习的态度不再是为了文凭，更多的是为事业学习，为境界学习。我们这里不少知识分子，以及国外回来的企业家都认为自己只有专业知识储备，但缺乏管理方面的经验。他们发现，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用传统的思维和其所在的技术领域知识来面对市场。在这种背景下，管理成为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还有的企业家甚至有更高的追求境界，想要在“闲庭信步”中研究更深的学术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他们把管理思维上升了高度—从实践中总结出规律，把现象性的问题上升到规律性的问题研究。
企业家，不能只“埋头拉车”
南风窗 ： 你认为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其中，深圳的企业家群体有什么特色？汪泓 ： 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首先需要有能够洞察全球经济的战略眼光，他不能只“埋头拉车”，对行业的趋势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要有自己的洞察，还要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其次，中国的企业家还要有一种家国情怀。 除了智商、情商外，还有一个概念叫逆商，强调一个人的毅力、魄力与耐力。有了家国情怀后，人们就能更好地抵御风险，在逆境中冲破压力。
再次，这批人要有学习能力，能够敏锐捕捉新技术和变革。他们要选准行业，找准趋势，将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以及市场资源调动、运作起来。对于企业家来说，现在发展的空间还有很多，就看他们怎么把握机遇。疫情之下，中小企业倒下去一半，但又有一大批新注册的企业站起来。我们要向前看，呼唤更多新生长的企业。在变革中，我们尽量用政策支持创新的企业，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让更多企业拥有释放创造能力的空间。
深圳企业家敢闯、不言败、活力强、务实。深圳的整个市场环境也非常活跃，在科创以及金融板都具有极大优势。当然现在很多大型互联网企业，比如腾讯，也非常注重和各种产业资本的结合，包括与央企结合，为资本合作提供了更灵活的空间。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和结构调整，互联网企业与央企合作是顺势而为的一种做法，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市场经济，不然我国发展的动力、活力就会丧失。
南风窗 ： 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中国式的管理教育应该如何与时代接轨，培养出这个时代需要的企业家？
汪泓 ：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镇之地。因此我认为首先需要具有全球视野的复合型高层次管理人才。这些人才既能面对确定性的方案，又能够面对不确定性，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还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过程中驾驭市场的变化，用最积极的、最有效的产业集群来为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其次是创新型人才，在大湾区这片涌动着改革热潮的热土上，需要更多产业与最新科学技术的结合，唯有新一代科技技术革命才能支撑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唯有创新型人才能够推动产业的变革与升级，最终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再次是高技能人才，产业革命发展到今天，对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来说，高技能人才能够把产业链和创新链有效对接起来。这样的人才综合体，才能够在深圳这块热土上，帮助粤港澳大湾区将整个产业体系构建得更好。
互联网企业与央企合作是顺势而为的一种做法，但在这个过程中绝对不能忽视市场经济，不然我国发展的动力、活力就会丧失。
南风窗 ：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都非常重视金融科技的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比如香港从 2016 年开始每年都举办“金融科技周”，请问大湾区目前金融科技的发展趋势是怎么样的？
汪泓 ： 中国的资本量很大，金融发展得非常快。在中国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最好的应该是香港地区。香港地区是在一个非常早的资本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与全球资本市场紧密相连，与内地市场更是密不可分。上海、深圳乃至北京的资本市场也日趋成熟。今天的金融市场都是在用先进的技术支撑，流动性变得更强，与全世界资本市场的联动速度也在加快。
因此，发展绿色金融、金融科技要有机结合，使我们的金融资本市场更加便捷和活跃。另一方面，政府和监管机构对它的配置效用所产生的安全性可能更为看重。有些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信贷上出现了一些的困难，金融市场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特定的风险。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进入“严监管时代”，经济越是发达，监管体系越要成熟。这方面，香港的经验对中国内地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启示作用。
我们要让全世界相信，资本流入中国后，能够与中国的制造业、科创企业有机结合起来。为此，我们还要培养更多既懂金融技术又懂金融监管的人才。特别是香港和深圳，这两座城市通过资本市场互联互动，相互赋能，不断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这也需要我们在这片区域打造最好的人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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