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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能不能去西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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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帅 董指导
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里面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
“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
2020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1540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300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
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反之，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跃入眼帘。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
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便利交通，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
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2019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一回合 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
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产能大转移。
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
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简而言之，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
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
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
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
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
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博世等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市场。
比起新加坡和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源，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
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
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派“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总和还多。
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着全球1/4以上的产能。
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成为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就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
第二回合 电子西进运动
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的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中国VS东南亚五国经济增长率（入世后）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
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
富士康想搬迁工厂，但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
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
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5个国家斡旋后，这座“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
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100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
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地推进。
2009年，重庆便跑到北京申报了保税区;一年多后，郑州和成都也前后脚提出了申报。为了加快保税区运转，郑州喊出了“百日会战”的口号，3个月完成配套工厂和道路。很快，紧贴着机场跑道的保税区工厂大楼就地而起，一辆辆巴士开始接送工人到富士康工厂上班。
政府争取富士康的第三个路数便是：亲自招工。仅富士康河南工厂，就有94条生产线，而且需要35万工人火速到位。为了完成目标，河南省政府召开招工专题会议，層层分解到18个地级市，甚至郑州每个社区居委会都要推荐10个人。成都劳动局则在火车站设立招聘点，现场招募农民工。
结果，电子产业链虽然部分离开我国东部沿海，但又大部分被中西部承接：四川生产了全球70%的iPad，河南生产了一半以上的iPhone，重庆则包揽了40%的笔记本电脑。这三个省（市）的电子工业产值合计超过2万亿元，相当于整个越南的GDP。
2012年，泰国爆发了50年来最大的洪水灾害，灾区遍及1/3的国土，皇宫也未能幸免。在泰国生产PCB的日本企业不得不选择停工，苹果也将这部分订单转移到了缓冲能力更强、修复速度更陕的中国大陆。
三年后，中国芯片封测公司通富微电，将AMD位于马来西亚槟城的工厂悉数收购。紧随其后的华天科技，则买下了马来西亚本土封测双子星之一的Unisem，东方硅谷就此作古。
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第二回合交战，中国的地方政府，用新物流干线+保税区+动员式招工的三板斧猛劈快打，在产业链还在犹豫之际就把产能火速拉到中西部。但此时，东南亚也迎来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最大变局：新的“经济宗主国”韩国到来。
第三回合 复活四小虎
2012年，三星会长李健熙和接班人李在镕—起访问越南，在当地召开会议，商讨未来布局，最终决定把手机组装业务搬到越南，并为之打造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李在镕计划”。这也意味着韩国开始接替日本，开始大规模布局东南亚。
同年，三星在越南北部的北宁省安风工业区投建手机组装厂，这座耸立在稻田里的巨大工厂被当地人称为“三星城”，用于制造1亿2000万台手机。工厂电子版上写着：“SEV（三星越南）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我们对此感到骄傲。”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总量原地打转了近20年，而韩国却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后，开始迅猛增长，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8大工业国，人均GDP也达到了日本的7成。狭小的韩国本土无法承载迅猛崛起的韩国企业，南下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014年，韩国超越日本，成为越南最大的FDI来源国。
近十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仅智能手机领域，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而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是越南全国出口的1/3。
2014年，三星曾计划从越南本土采购91种零部件，结果无一合格。因此，为了培育东南亚本土供应商，三星将大批专家派往越南，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截至2019年，有35家越南企业成为三星的一级供应商，190家越南企业参与了三星的供应链。
韩国布局4年后，赢得大选的特朗普也开始以关税和政治施压为杠杆，来撬动中国产业。除了直接粗暴的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以外，美国政府还四处游说。2020年9月份，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甚至与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同行一起，举办了一个关于供应链重组的论坛，公开倡导转移。
富士康原本在广西南宁生产，如今已转移到越南北宁，以服务于思科等美国大客户。位居富士康之后的台湾代工龙头，如仁宝、纬创、和硕、英业达等公司，也都在行动。
“仁宝”重启了在北越永福的工厂，网通产品一厂即将满载，生产PC的二厂也将在明年年中投产。一些心急的企业甚至等不及买地建厂，比如通信设备厂商“启碁”则直接租下汉达精密的一间厂房，毕竟再晚一两个月，美国大客户可能就保不住了。
2015年，三星投资2880亿韩元，在菲律宾拉古纳（Laguna）建设MLCC工厂。3年后，菲律宾产能已经超过400亿颗/月，占三星电机产能的40%，超过韩国本土一倍。2019年上半年，马来西亚槟城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了11倍，达到约20亿美元，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和iPhone供应商JabilInc等美国公司都在槟城建厂。
连遭受洪水重创的泰国电子产业，也看到了一丝新的希望。2017年，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商希捷，关闭了自己三大组装基地之一的中国苏州工厂，转而计划在泰国布局自己一半的产能。
美国政策施压、韩国砸钱派人，东南亚几国再次发起了对电子产业链的争夺，中国该如何守住西进的成果？
改造西部 基建狂魔逆天改命
面对东南亚第三回合的反攻，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利用强大的基建能力，深沟高垒，构建起一道防御产业链外迁的城墙。
制造业的流向，国家间的纵横捭阖固然是影响因素，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字：成本。只要成本能拉开与国外的差距，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能逆经济规律的让制造业外流。
成本归结起来，有5个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人力、水电、厂房、税收。
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了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
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
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地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
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千瓦/时，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工程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
在中国西南地区，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相继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4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別是世界第2、第3、第7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
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地区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地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成本打平，并且依旧在以每年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
另一张牌，则是通过改善交通，来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地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
越南主要外资直接投资来源
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7位，超过江苏，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
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千瓦/时，如果每千瓦/时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
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
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方面的成本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
可预见的未来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成为世界级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
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
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在企业的表现中，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
所以，要想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就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
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
把切削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眼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4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国人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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