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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供应链危机
 

张丹

COVID-19(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了全球供应链中断,对消费者而言,长时间空空如也的超市货架和基本物资的短缺匮乏,是显而易见的影响。人所未见的是,从中国到全球其他国家的供应瘫痪,以及原材料、组装件和成品的不足,构成了此次冲击幕后的故事。

且不论专业医务人士和各国政府如何竭力防止其蔓延,从规模和严重程度而言,2019年COVID-19大流行的暴发,对供应链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供应链中断的情境下,依赖全球采购的企业在危机管理方面要做艰难抉择。在规划如何降低未来相似供应中断的风险时,他们还面临着其他若干不易回答的问题:应该拓宽供应商选择,还是更多本地采购或近岸采购(Near-shore Sourcing)?为度过危机,他们要储备多少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

“COVID-19大流行,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是一种巨大破坏,如同发生地震或海啸一样。”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学教授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表示,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破坏,我想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情形。”

医用优先

供应链堵塞是一个“第二序问题”(A Second-order Problem),首要任务是确保医疗用品的供应。

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学教授桑提尔.维拉哈凡(Senthil Veeraraghavan)表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医疗设备、医疗产品、生产设备、口罩、纱布、消毒剂等的供应,未来数月内,这是我们照顾即将见到的大批感染者急需的。”

维拉哈凡指出,基于感染人数的预测,仅美国就要组织一个供应链,“为大约1亿人提供检测和治疗”;随着社区间的隔离,测试工具包在美国的需求峰值估计将高达500万或600万。

将这些测试包运往全国各地的恰当地点,构成了下一个巨大挑战。“这就是为何大量流行病专家、供应链专业人士突然开始讨论我们所谓的‘拉平曲线(Flattening The Curve),以帮助实现生产平滑(Production Smoothing),” 维拉哈凡说。

科恩表示,就供应链中断的程度而言,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可能是与新冠病毒疫情最接近的情况。

“这次也是史无前例的,具有全球影响且涉及多个层面。冠状病毒是一种自然灾害,并非由政府、政策或经济人的行动所造成。”沃顿商学院运营、信息与决策学教授马歇尔·费雪(Marshall Fisher)指出,以2011年大海啸的供应链危机作为分水岭,“9.11”恐怖袭击、2008年大衰退和医疗恐慌(即2013 – 2016的埃博拉病毒以及2002 - 2003年的SARS病毒)在内,均是关键的破坏性事件。

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是短暂的,“我们至今仍在承受其后果”。科恩指出,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Fukushima Daiichi)冷却系统失灵、堆芯熔毁,引发放射性废物的泄漏,一直持续到今天,“该国事发区域的许多工厂关闭了,他们是全球供应链上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各公司花了数个星期才恢复过来。”

当时有报告指出,地震袭击的日本东北部地区,刚巧是大量半导体、汽车零部件和其他出口零部件的工厂所在地,中国相关的制造业因此陷入瘫痪。

无能为力

每当供应链出现持续中断后,企业均会提升其风险缓释(Risk Mitigation)工具。

2011年海啸之后,“在供应链风险管理政策、战略和基础设施方面,思科、波音等公司进行大量投资,以便他们能清楚此类事件并理解其后果。”科恩解释说,“目前,存在一种相当易理解的方法,多数大公司均有某种适当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流程。”

然而,此类风险管理程序并不健全,不足以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后果。“这次在规模和程度上前所未有,我们从未见过这般混亂,许多国家告诉其人民,留在家里,不要工作,隔离封锁遍布世界。”

企业必然要重新审视其在采购原材料、零部件或成品方面的战略。

维拉哈凡说,过去20年,供应多样化的概念集中在持续降低成本,比如,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公司的产品,在美国、中国均有巨大需求,将生产能力设在靠近客户的两个国家,有利其发展。与该战略一致的是,拥有“一定数额的供应能力”也使美国的商业受益,他们可提高供应能力,以应对冠状病毒等流行病的恶果。

“对公司而言,投资于供应链的弹性是一个慎重想法,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维拉哈凡说,“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量人口穿行在各地的全球经济中,我们未来肯定会遇到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只希望不常发生。”

麦肯锡(McKinsey)一份有关病毒大流行影响的报告建议,企业可通过多种方式“稳定其供应链”,例如,招募新供应商、增加库存或投资于在线销售在内的全渠道分销。

“所有这些都是缓释风险的好主意,可能是有效的,不幸的是,多数要基于必须在事件发生前就做出的决定,”科恩说,“事件一旦发生,很难找到替代供应商,或重新设计产品、流程,或引入新技术。长远来看,这都是值得做的大事。”

科恩指出,成本、回报或风险间总是存在基本权衡,“这次会使天平倾向于试图降低风险,这意味着,找到低成本生产商,给出你100%的需求订单,现在看起来风险过大。与过去相比,企业可能开始希望对冲自己的赌注,拥有更多替代供应商。”

另一可能性是,说服企业在本地采购更多的需求。科恩指出,制药行业眼下面临的挑战尤其大,“绝大多数的活性成分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然而,以增加新供应商降低风险,并非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企业)将面临更大压力,要求它们进行投资,并可能承担更高采购成本,以便就这些供应中断有更高的防范水平,”科恩表示,“这是有代价的。如果你要降低风险,吸收不确定性,就必须进行投资并付出对价。”

就企业如何应对这些不可预见的风险,存在两种观点。

“一是你试图识别可能发生的风险,然而,若有人一直在编列一份潜在的风险清单,我不确定这次(COVID-19大流行)是否存在于这份清单上;另一种思路是,找出所有可能扰乱供应的不同因素。”

费雪建议:“就以一个可能中断你供应的假设而论,预防措施是,在库存中保留一个缓冲库存,或有多个供应源,且地理上分开;又或者,你可以两者都做。”

即便如此,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供应链瘫痪,却是“所有混乱的集大成者”(Mother of All Disruptions)。“当全球都卷入其中,你如何做到供应上的地理缓冲?”费雪说。

敏捷至上

科恩认为,积极主动至关重要。

“如果想为随机风险的发生做好准备,你必须在事件发生前预先进行投资和决策,”他说,“你一定要借助这些投资来购买‘保险。然而,一旦事件发生,就像这次案例一样,许多策略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施;在这一点上,它们可能行不通。就一家主要供应来自中国的公司而言,很难找到替代供应商,也许根本就没有,也许替代的供应商也被打乱了。”

当然,也有例外证明卓越的供应链灵活性。

费雪回忆,2000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Albuquerque),飞利浦电子(Philips Electronics)半导体工厂发生的一场火灾,中断了芬兰诺基亚和瑞典爱立信的芯片供应,其制造的手机正要这些芯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飞利浦要数周才能让工厂复产,诺基亚制定了一项应急计划来处理危机。

据报道,火灾导致飞利浦的芯片供应中断的两周内,诺基亚“迅速重新设计芯片,加快项目进度以提高产量,施展公司力量,短时间内从其他供应商处压榨出更多芯片”。那年,爱立信则损失近4亿美元潜在收入,最终沦为日本索尼的一部分。

维拉哈凡说,目前情形,为克服产能短缺,需要更多资金进行生产计划和设备交付。以交通运输业为例,就急需这些额外的资金,因为同时面临供应和需求的制约。“我不确定,每一家眼下危机深重的公司是否有充裕资金维持数月,我确信,政府在某个时候必须发挥作用,这是肯定的。”

维拉哈凡说,各国政府之外,还须有其他多方角色参与解决各种产品的短缺,几乎如同“一场战争”。例如,路威酩轩集团(LVMH)——这家坐拥迪奥(Dior)、纪梵希(Givenchy)的法国香水和化妆品制造商,已决定调整生产线,生产洗手液,以应对法国此类物资的短缺。

COVID-19大流行对供应链的恶果,也可能强化批评全球化的力量。“绝对,这会对整个辩论产生影响。”科恩说。

“人们会按下全球化暂停键吗?”费雪问道,“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成因众多,包括与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关税、贸易战,以及英国脱欧。贸易中断导致企业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应对全球化,基本会减少参与。”

复苏漫漫

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的破坏将会有很长的余波。“供应链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要花时间解决,”维拉哈凡说,即使产量回到100%的水平,向消费者交付产品仍会延迟数月,情况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秋季。

因这些中断要等长时间才能消除,企业“拥有(充足)资本度过这段停滞期”尤为重要。

同时,中国似乎在反弹。“(我们)看到中国的部分生产和消费活力在恢复。”维拉哈凡指出,以苹果为例,其在中國的42家门店已全部重新开张。

已投资于供应链“风险缓释”的商业机构,将能比其他产业更快恢复元气。

“企业之所以在全球各地保持这些网点,拥有多家工厂和多个供应商,正以转移生产和采购来应对突发事件。”科恩表示,冗余建立在多元化的供应商基础上,这促使更快的回弹成为可能,“就像购买一个真正的金融期权,你要么行使它,要么不用。”

“全球供应链恢复的能力相当强。”科恩表示,许多企业已在裁员上做投入,以消化供应链冲击带来的风险。“我认为他们会很快反应,我会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在遏制COVID-19大流行方面,一些地区取得的进展也显示出乐观迹象。费雪指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the Center for System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跟踪的、关于COVID-19全球传播的数据显示,在中国湖北及其省会武汉(开始集中暴发的地区)达到高峰后,新病例数量急剧下降。

快速的遏制表明,维持社交距离、自我隔离和测试是多么有效。

那么,COVID-19大流行结束在望吗?

“如果每个人采取行动,确认谁感染病毒,迅速隔离他们,且采取目前正在采取的所有积极措施,那么疫情可能在一两个月后结束。”费雪说。然而,如果人们只是回归正常生活,不改变其生活方式或保持卫生,它可能会再次暴发。

COVID-19大流行的影响可能远不只是供应链。

“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都在思考这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费雪说,“也许世界会变得不那么物质主义,或者消费者不再那么物质化。我们许多人拥有的物质财富,相比我们过上幸福生活所需的,要多出许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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