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2019年12月3日，经合组织（OECD）公布2018年最新PISA成绩，中国学生获得第一，而且是多个地区联合体取得第一。此事在教育界引起热议，不少人士将此视为中国基础教育成功的标志。

中国学生曾在2009年、2012年连续两年排名第一，2015年大幅倒退到第十名，仅仅四年后又回归第一。难道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起伏有如此之大？当然不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参与学生的来源不同。2009年、2012年参加的是上海学生，2015年扩大为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四个省市，这一次则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假如其中加上一个教育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其结果恐怕又将大为不同。

2015年，美国学生的科学成绩名列第25名，数学第40名，阅读第24名。2018年美国学生的科学第13名，数学第18名，阅读第37名。短短三年后，一个国家的科学成绩能够从25名跃升13名，数学从40名进步到18名吗？美国学生PISA成绩的“惊人进步”也说明，作为一种标准化考试方式，PISA测试不足以用来评价一国基础教育。

其实，PISA并没有得到国际教育界的普遍认可，反而颇遭非议。在最新PISA成绩公布的第二天，著名教育学家、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赵勇就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指出，PISA是一种“扭曲的教育观”。早在2015年，赵勇教授就与数十位欧美教育家一起，向OECD组织的“PISA之父”Andreas Schleicher写公开信，质疑PISA标准化考试误导世界教育，测试偏向就业学科，正在摧毁全球的教育和学术，要求废止PISA考试。

因此，中国学生PISA成绩重返第一并不能说明中国基础教育成功。其实，衡量中国基础教育有一个直观标准，就是看中国低龄留学生的数量是增长还是减少。

根据《2018中国留学生白皮书》显示，中国家长对于小学阶段留学的意向达27%，中学阶段为29%，高中阶段为24%。低龄留学已经成为一大趋势。如果说中国基础教育成功，为什么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的孩子被父母送到国外读书？

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教师对知识点的传授、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不仅量多，而且面广，因此能够在包括PISA在内的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种特点被一些人认为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优点”，却导致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重，中小学学生成为最苦、最累的群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压榨式的教育方式不但有损学生身心健康，而且会因压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留学的低龄化趋势，其实是父母在“用脚投票”表达对国内基础教育的失望。

尽管许多人仍然津津乐道于中国基础教育的“优势”，可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中国基础教育中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指出：“一个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未来的人工智能会让我们的教育制度下培养学生的优势荡然无存。”

因此，中国的基础教育已经到了必须尽快改变的时候了，而改变的切入口，就是切实减轻学生负担。问题是，年年“减负”，为什么学生“减负”难见成效？

假如政府不能自觉从控制教育模式向监督教育模式的转变，不把学校的财权、用人权真正还给办学主体，就不可能改变单纯以分数评判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做法，也就不可能真正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图/中新

有一种观点认为，家长要承担很大责任。确实，几乎所有父母都认识到了课业负担过重的危害，可是他們一方面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反映强烈，一方面找人课外补习，自己增加孩子的负担。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阿有一段话，很适合描述目前教育所面临的窘境：“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众人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谬误却是大家都参与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

正确的教育观念非常重要，但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消除形成应试教育的制度性原因，也就是改革高度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

在高度统一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的学校管理过多过细，整齐划一，以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教育。

教育活动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性活动，有其自身的学科规律和事业发展规律。一个地方的教育质量、教学成绩不可能像搞“政绩工程”那样“立竿见影”。可是官员往往从自身“政绩工程”的角度来管理教育，必然采取急功近利的行为，而标准化考试（集中在升学率）是一个最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假如政府不能自觉从控制教育模式向监督教育模式的转变，不把学校的财权、用人权真正还给办学主体，就不可能改变单纯以分数评判办学质量和效益的做法，也就不可能真正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因此，要改善中国基础教育现状，必须对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学校和老师，让他们有时间自由探索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破除基础教育“唯分数论”。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有自由的成长空间，中国留学生低龄化的趋势才能扭转，父母才能放心地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读书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