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在思考的问题。近日，IT巨头腾讯在自己的企业愿景及使命中增加了一项“科技向善”。

马化腾还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建设、践行科技向善理念的提案，如在数据规则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数据治理的顶层设计，建立数据收集、利用与保护的基本规则秩序，防范并打击数据滥用行为。

以腾讯为代表的IT行业，在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盈利甚丰后，终于有足够的勇气和担当来直面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问题了。

本质上是商业向善

不过，“科技向善”并不能仅仅理解为IT企业将各种前沿技术应用于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如果是这个小范畴，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展开探讨。因为公益慈善事业本身就具备了“善”的属性，科技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助力于扩大其规模，降低其成本，提高其效率。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IT企业所具备的更为本质的商业属性，却有可能与“向善”的导向形成“义利之争”的冲突。

“善”可以说是全体人类的最大公约数，无论什么国家，什么种族，什么信仰，基本上都会把对“善”的追求作为一项底线原则。而对“利”的追求则是商业组织绕不过去的基本属性。商业追求目标顾客的最大化，也即是在更大的那个最大公约数中异中求同—在相异的人群中求最大的“同”，以便转化为最大数量的目标顾客。

这是两个不同的最大公约数。企业有没有可能在“向善”上同时满足这两个最大公约数呢？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比如说，滴滴打车的初心是“让出行更美好”，乍一看，这自然是符合“科技向善”的。但细究一下，滴滴打车是在让谁的出行更美好呢？显然是那些下载了“滴滴”App，而且使用熟练的用户。马云曾经吐槽，滴滴打车让他的老母亲打不到出租车了，因为老年人不会使用“滴滴打车”。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对于最大公约数之内的顾客的“善”，就是对最大公约数之外的人的“不善”？

更进一步，再来考量一下“善”的具体标准及内涵。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时期，善的标准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此时此地的善，在彼时彼地可能会被视为不善。对于当下全人类的善，也有可能是对未来人类的不善。这就会埋下冲突的隐患。再从商业逐利的本质来看，只要存在外部的市场竞争，只要有内部的KPI考核，向善就很难持之以恒，善的底线就可能被突破。

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向善的问题已经跳出了科技本身，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互联网新科技才出现的，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向善的问题。

来看看谷歌的故事。

谷歌开始“作恶”了？

谷歌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不作恶”（Don't be evil）的公司行为准则。但是，在2018年4月5日更新的行为准则页面上，谷歌却拿掉了“不作恶”这条准则。

其背景是谷歌参与了五角大楼的Maven项目。Maven项目的正式说法是“加速国防部整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意在通过AI技术来处理无人机所拍摄的视频内容，在其中识别出车辆等38类物体，以此减轻分析人员的负担。据披露，Maven项目中开发出来的技术，已经被应用到了美国同ISIS的战斗中。

这个项目引发了谷歌员工基于“不作恶”准则的担忧。不少激进派员工愤而离职，另有数千名员工向公司高层发起请愿，要求中止与军方合作。公司高层回应，保证这项技术不会“操作或飞行无人驾驶飞机”“不会用来发射武器”，然而这并不能让员工安心。

谷歌拿掉“不作恶”，并不代表着要开始作恶了。这实际上是其在“善”和“利”的两个最大公约数之间的一种妥协。谷歌将“不作恶”改为“做正确的事”。但争议在于：什么是“正确的事”呢？是依据“善”的标准的“正确”呢，还是依据“利”的标准的“正确”呢？这依然是一场没有明确答案且永无止境的博弈。

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谷歌员工的反应。在他们内心，拥有自己的关于善恶义利的独立判断，而这个判断往往和公司的判断并不一致。

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谷歌的员工并没有坐视不顾，埋头挣自己的工资，而是选择离开或抗议。

互联网初兴之际，人们出于对技术及其带来的对生活的冲击性影响的陌生感、迷茫感和恐惧感，往往无所适从，只能听任各种技术应用对于自身的各种“虐菜”，表现出怯懦屈从和盲目模仿的行为特征。

但是，随着网民（亦即消费者）的心智进化到觉醒的阶段，基于人类基本法则的“善恶”判断恢复正常，互联网企业利用新技术作恶渔利或者先作恶再洗白的赢利路径将不会被消费者漠视、容忍，更不会继续被动接受。

所以，放眼未来，科技向善（商业向善）将不再是企业锦上添花的升华之举，而是必不可少的生存原则。但是，基于“善恶义利”的两个最大公约数始终是一个悖论。只有那些能够顺利破解这个悖论，在“善恶义利”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的企业，才有可能在未来取得可持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