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八大以来，在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国企领导者，尤其是巨型央企和大型国企的领导者也不算少了。中国电信董事长常小兵、中国一汽董事长徐建一、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武钢集团原董事长邓崎琳、中国华融董事长赖小民、中石油总经理廖永远、中石化总经理王天普、南航集团总经理司献民。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也是国企反腐的具体目标，但治标是为了治本，对国企来说，问题就在于如何解决国企领导者的激励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国企领导者尤其是那些杰出的国企领导者到底算不算企业家存在一些争论。其实，这也是个伪问题。因为，不管有多少政策和资源上的倾斜，离开了企业家才能，我们也不能完整解释国企尤其是央企这些年发展的巨大成绩。对此同样不要有“所有制歧视”，好像很多国企领导者带领企业做大做强完全只是占了政策和资源的便宜，这样的判断对国企领导者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虽然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企业家才能和受到的特殊照顾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区分清楚。

根据财政部最新的数据，今年前10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态势较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28031.4亿元，同比增长17.3%。具体看，中央企业18061.4亿元，同比增长17.0%。地方国有企业9970.0亿元，同比增长17.8%。这些数字背后肯定有国企领导者的企业家才能在发挥作用。

2017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给了定论：建好、用好、管好一支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的国有企业家队伍。2018年10月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又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为担当负责的国有企业家撑腰打气，把那些想改革、谋事业、善经营的企业家大胆用起来。我想，关于国有企业有没有企业家的争论可以画上句号了。

当然，激励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激励问题不是简单的去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有效激励背后其实是企业家的选择和选拔机制到底科学不科学。经济学家钱颖一曾经分析过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两难困境，即如果人事任命权控制在政府手里，企业的用人和投资经营决策就会政治化；如果国有企业具有完全的人事和投资经营的自主权，又会出现严重的“代理人问题”，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解决两难困境，需要一个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而要形成这样的结构就得对国有企业家明确定位。

人们常常用一个很直观的数字来说明激励问题，即薪酬。比如拿一个央企的领导者的年薪来和同行业的民企的领导者或者同行业的上市公司的领导者来对比，差距比较明显。落马的国企领导者对此也有过公开的说法，比如时任央企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2011年说，“我们一年把税交完的工资40多万。美国GE那些大公司多是几千万美金，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你会问我什么态度？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按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国际化的道路。”引用他的说法，不是要为他贪腐找理由，只是这种对比的确需要解释。好的解释不能只是从道德出发，否则没有说服力，尤其是解决很多国企领导者的心里不平衡问题。

我的解释是，国企领导者本身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就是说国企领导者的“定价”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市场决定的。形象地说，国家任命一个国企领导者，并不是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去择优。比如说，一个民企给一个领导者开薪酬，它不必要考虑同行业的企业的感受，但国企就不行，国企之间、国企内部不同层次员工之间，薪酬的设计都会受到管制约束。

举个例子，比如中国建材集团的宋志平，他带领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在2016年的时候，中国建材的销售额就从10年前的20多亿元增长到2000多亿元。为什么增长这么快？不是因为受到了特殊照顾，是来自于对行业的整合，但整合为什么顺利？除了收购价格的合理之外，很重要的是给原来的管理层留了股份，企业主如果愿意留下做职业经理人，年薪也有几百万。这样下来，企业才开始做大了。那么，宋志平自己的薪酬是多少呢？根据公开数据，他在2016年的税前报酬是接近80万元，和被收购的企业主都没法比。

那问题也来了，宋志平应该拿多少薪酬呢？那就看怎么定位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对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合理确定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收入。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由此看出，国企领导者分两类：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是“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如果是想按照市场化方式给自己的才能“定价”，那么职业经理人就是一种选择。

分类清楚了，未来国企人才的选择也就大致清楚了。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命运的选择，希望以往的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