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股权投资的发展现状，邵秉仁先生认为，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股权投资行业，从最初的外资基金主导到以人民币基金为主，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已成为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创新的重要力量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投资行业发展壮大的过程，始终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在多种因素叠加下，近几年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与各类民营经济一样，遇到了“寒冬”，主要表现为注册难、融资难和退出难。因此，借鉴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和股权投资基金发展的实践经验，中国股权投资基金未来的健康发展需要做好四件事。

创造股权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

谈到股权投资基金，他说：“这是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每一个新兴行业的发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都要经历一个市场发育的过程，需要不断总结经验，研究行业发展规律，特别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邵秉仁先生建议要首先解决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法律定位问题。2013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版）》虽然划定了“非公开募集”的范围，但指向的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而非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位不明确导致了行业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制订法律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在不具备立法的情况下，至少应先出台一项行政性法规，为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保驾护航。
他认为还要处理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中央一直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歧视民营经济的情况大量存在。就股权投资行业而言，暂停投资类企业的注册主要限制的是民营资本背景的管理人和基金，而国资背景的基金注册并不受影响。国有企业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不需要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此外，政府融资平台还应注意防范债务风险。

选择适应股权投资基金特点的监管方式

邵秉仁先生呼吁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配置资源中，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预。实践证明，金融证券市场的每一次大波动，都与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有关。股权投资基金是市场化的产物，更不能用行政化的手段干预其正常运营。在具体监管实践中，相关部门要根据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特点，设置科学的监管办法：要以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行业发展则以自律为主。
他提出要更好地发挥地方监管机构的优势，建立证监会派出机构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机制，将事中、事后监管中的日常监管任务更多下放给地方，与地方履行风险处置的主体责任相匹配。此外，还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新生事物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出现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对待，特别是在“去杆杠防风险”的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的做法破坏行业正常发展秩序。

培育合格的管理人

在邵秉仁先生看来，管理团队的专业性决定了股权投资基金能否实现收益最大化。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行优胜劣汰。行业经过多年发展，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市场的筛选机制会淘汰掉不合格的基金管理人，只有具备竞争优势的基金管理人才能在当前环境下生存并发展。
他提出要鼓励各类投资基金，特别是混合所有制基金的发展。股权投资基金资金来源广泛，要鼓励银行、保险、社保基金等资金进入股权投资行业。国有资金与民间资本形成的混合所有制基金，既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也发挥国有基金资金雄厚的优势。但国有基金不能一股独大，要放手让管理公司按市场化运营。在这方面，社保基金参与私募股权投资的方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社保基金不直接选择项目投资，而是委托基金操作投资，通过选择专业的管理者和基金，按照市场机制运作，既保证了社保基金的收益和回报，同时也培训出更多的专业机构，与行业一起成长。此外，他认为，对于机构而言，要加强培训，苦炼内功，培养具有投资眼光的复合型人才。股权投资是中长期的投资方式，不是急功近利的，需要机构着眼长远，耐心地帮助被投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实现成长。

引导正确的投资方向

邵秉仁先生认为股权投资基金是仅次于银行贷款和IPO的重要融资手段。只有服务实体经济，才能最大化地发挥股权投资基金的资本优化和资源配置作用。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向需要引导。过去几年，大量股权投资基金流向P2P这样的虚拟经济领域，造成了行业乱象，这与股权投资主要投资于实体经济的初衷并不相符。要鼓励股权投资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在培育经济新动能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支持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科技进步方面，股权投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股权投资基金也从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中获得了较高的收益。
他提到了国务院于2018年9月出台《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中提出的“充分发挥创业投资，支持创新创业作用”建议，鼓励股权投资投向小微企业，支持创业创新。同时也明确了政府的职责不是行政干预，而是营造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完善支持创业投资基金发展的税收环境，充分发挥各级引导基金的作用，来支持初创期、早中期创新型企业的发展。